下面是一段南都的新闻纪录片，讲述了在深圳的岗厦西村，曾经是承载着多少人的“深圳梦”，如今已是废墟一片。一栋栋未拆迁的公寓楼，一堵堵未拆迁的墙后面，驻扎另一个或人或鬼的世界，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总要付出很大代价。这是一则社会新闻，本不想放上去的，有一位热心博友刚好既是新闻评论员，又对影像有研究，就推荐敬上了，原文在此。
疯狂的角落
这是个一室一厅的套间，在卧室内，浓重的骚臭味弥漫着，地上被子裹着一个人。
“我是神经病，说白了就是精神分裂症。”这个人认真地说：“我已经是剪过了头发，之前头发有一尺多长，在街上买饭，都没有人卖给我。”
“猛的一接触，感觉挺正常，但过了十天八天就知道我是个神经病了，情绪重度抑郁。”这个认真的精神病人继续解释着自己的病状。
他告诉我他叫杨战峰。原来在宝安一家单车厂上班。
“头天晚上还好好的，第二天一早上就疯了，谁也不理。”杨战峰回忆着自己疯的经过。
刚从厂里跑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还有几千块钱呢，以为自己会好起来，结果没有好。打电话给家里，家里人不理。起初他还租了房子，钱花完了就开始流浪，慢慢的就变得脏兮兮的，头发长长的。
杨战峰说：“我刚来深圳时好好的，很多人来深圳后跟我一样，也都得了神经病”。
杨战峰认为，提着袋子在街上捡垃圾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神经病。
“也不排除在逃犯。”他强调道。
说起这些时杨战峰神经兮兮的，让人难辨真假。
杨战峰知道很多人都怕他。他告诉记者，有些女孩子从他身边经过，他就装出张牙舞爪的样子去吓唬她们。他为自己能吓唬别人而开心。但仅此而已。
杨战峰很喜欢鬼故事，随身都带着一本鬼故事的书，兴致来了就给无所事事的保安讲。他说他经常看见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，身上满是血，从窗口飘过。
不要工作要自由
杨战峰知道下面的烂屋中住着另一个人，但不关心是谁。那人也不知道隔壁二楼住着一个自称精神病的杨战峰。
这个男子自称阿青，在拆得七零八落的岗厦西村住了20多天。阿青住的二楼窗口，被撕碎的标语遮挡着。房间闪动着的火光，是他在烧饭。屋里堆着不多的饮料瓶、纸皮等垃圾。窗外霓虹灯投射过来的光影诡异地交织在一起。因为拆迁，旁边的楼倒下了，这个终日见不到阳光的“握手楼”才获得了一点光亮和色彩。
他告诉记者：“我哥结了婚，嫂子嫌我在家闲着，对我不好，容不下我。”
他老爸就带着他出来打工，在一家工厂工作了不到半个月就跑了。当时想上救助站，他说自己很犹豫，想回家，又不敢回家，怕爸爸担心。犹豫时，他下了车，下车的地方就是岗厦。
阿青有个朋友以前经常到他的“家”里来玩，他把捡来的烟给这个朋友抽。可有一天那人把他的手机偷走了，就再也没来他的“家”玩。“我一定要找到那个‘屌毛’，把我的手机要回来。”阿青很平和地发誓。
在他看来，自己如果去工作，一个月挣一两千块钱，一年存个一万多块钱，目的就是找个女朋友，成家。
“这么大了还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，实在不行就找个小姐。”他坦率地说。
“小姐大概要100块钱吧？”阿青问记者。
“你100块要捡多久垃圾？”记者问他。
“一个月。”
“那你吃什么呢？”
“就捡垃圾吃咯。”阿青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有个叫‘犀利哥’的，流浪了11年，那屌毛，结了婚干吗还出来流浪啊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阿青表示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大海。
他问道：“这里离大海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吧？”
对于为什么想去看海的提问，他这样答道：“就是想去，总是在书上、电视上看到大海，大海很宽广，但也很残酷。”
“去大梅沙要几块钱啊？”阿青问，好像正在计算实现这个梦想的成本。他明确地表示喜欢城市“在农村人多，连捡垃圾都捡不到。”
可他不想工作，对于家里人，既想联系又不敢。“老爸肯定想我给他打电话，想打又不敢打，打了他肯定说，你进厂，你进厂。”
在拆了窗户的窗口，阿青高举双臂对着深南大道闪烁的霓虹灯喊道：“我要发疯，我不能工作，我工作就会发疯，我需要自由……”
背景链接
岗厦村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核心地段，被称为深圳CBD最后的城中村。据《上海证券报》报道，改造前的岗厦约有15万平方米，有数百栋各种产权形式的自建楼房。重建后的岗厦，将建成深圳最具标志性的都市综合体项目。岗厦村被改造后，这里的不少业主集体暴富，根据周围新楼盘的市价推算下来，如果房价维持在每平方米3万元左右的话，只需要拥有3000多平米房产就可以拥有过亿元，而在岗厦村民中，房屋面积最大的一个家族拥有约6000多平米房产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岗厦原住民中个人资产过亿元的可能会接近10个，全村几乎无人不是千万富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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